一位婺源老“茶人”的回忆
茶叶还是那样翠绿，茶味还是那样香浓，但是，谁解30年来茶中味？婺源自有“解茶”人。
婺源现在以“中国最美乡村”闻名，而在二三十年前，对外宣传的“口号”是“茶乡婺源”。
因为，对当年的婺源县来说，这片“绿叶”，关系着它的成败与兴衰。
同是做出口，销路不一样
2008年9月14日上午，婺源县书乡路“金路庄茶庄”里，走进一位年过半百的女人。她平静地取过货架上的一把紫砂壶，往壶里放了一撮“梨园茶”，冲上水，“嘬”了一口，然后和店主聊了起来。店主告诉记者，她每天都要来店里坐上一两个小时，这里是一家茶叶公司的销售部。而她，在这家茶叶公司里兼着一份职。“哪怕在店里坐一刻钟，她都觉得这一天很充实。”店主说。
她叫俞京红，现在已退居二线。而此前，她是婺源县副县长，分管的工作中，最被她看重的，就是茶叶生产工作。
可以说，俞京红和婺源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她是江西婺源茶校最早的一届毕业生，在基层当干部时，所属区域是有名的茶区。她分管茶业的时候，在很多讲话材料中，出现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婺源是著名的茶乡，拥有十几万亩茶园，家家种茶，婺源茶叶税收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……”
记者指着货架上的各种等级和包装的茶叶，问：“你们店里的茶叶，大部分出口欧美，这是你当年做副县长时想不到的吧？”
俞京红说：“这话不够准确，应该说婺源茶叶一直是出口的。计划经济时代，主要是非洲人吃绿茶。所以婺源茶叶全部出口非洲；后来，科学家说绿茶是最好的饮料，一向喜欢吃红茶的欧美人开始吃绿茶，所以现在的婺源茶叶，销往国外的，基本上都是销往欧美国家。而且价钱好。”
她指着记者写的一篇文章说：“‘绿色证书’是我们国家颁发的，‘有机证书’是欧盟认可的。”
也就是说，现在卖到欧美国家的婺源茶叶，全部是“有机茶”。香茶自然卖出了辣价钱。
同是做出口，渠道也不一样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“婺绿”统购统销，但由于婺源茶叶品质很好，出口的中国绿茶通常把“婺绿”当作“味精”。也就是说，绿茶中掺上一些“婺绿”后，品质就上去了。当年只有两家口岸销婺源茶叶，一家是上海口岸，一家是南昌口岸。每年春节前，两家口岸的负责人会坐到县政府，争抢婺源绿茶的出口指标。换句话说，当年婺源绿茶，不需要自己跑出口。
而现在，出口到欧美的婺源茶叶，全部是企业行为。
区别不言自明，计划经济时代，婺源茶叶做了“无名英雄”——出口到非洲的绿茶，打上的标签全是“中国绿茶”；而现在销往欧美的茶叶，在原产地一栏中，注明了“江西婺源”等字样。
同是不愁“嫁”，“新娘”不一样
二三十年前，说起“婺绿”，挂在婺源人嘴上的一句话是：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。
国家对茶叶统购统销的体制，让婺源茶叶不愁销路。县管的只有一家茶叶公司，只有县城一家茶叶精制厂。茶叶公司管购销，购得茶叶后，加8%的利润，销给茶厂；茶厂对茶叶进行精制，再运给口岸。
茶叶公司在每个乡都设有茶站，归茶叶公司管理，农民采摘了茶叶，交给茶叶初制厂。初制厂再把“粗茶”卖给茶站。全县上十万茶农，只生产一种茶叶——“粗茶”。县茶厂精制的茶叶，也没有牌子，从低档到高档，都有“唛号”，即用数字代替，比如“59”、“60”等，而最好的茶叶，“唛号”是“41002”。
计划经济是不允许产品有自己的名字的，这一点，也在婺源茶叶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。但是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，茶叶不再作为国家统购统销的农产品，婺源人一下子傻眼了！
说到底，婺源这个近3000平方公里的“大茶区”、“大茶厂”，竟然没有自己的销售员。
俞京红对记者说，婺源茶叶外贸统购包销时，茶叶只有一种“品相”；市场一放开，一系列的问题蜂拥而来。“这个时候，婺源人要感谢外来茗茶的进入。”
有一家县外茶叶企业和婺源县古坦乡接壤，他们请这里的农民采摘茗茶。
“茗茶”是什么茶？婺源茶农没一个人知道。婺源人只熟练摘“满膘茶”——即每片茶叶都“成长”完全后的茶叶。要古坦的茶农采摘莲子芯一样的“茗茶”，怎么都接受不了：半天还采不到一公斤，家里吃什么？
但后来的事实让古坦茶农尝到了甜头，因为一公斤茗茶的价格相当于“满膘茶”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俞京红说，当年摘“满膘茶”的时候，古坦一户农民茶叶收入只有三四百块钱，现在一年几千块钱了！
婺源人开始懂得一个道理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，茶叶也像青春亮丽而新潮的“新娘”不愁嫁一样，越嫩越好销。
俞京红告诉记者，当年她分管茶叶时，婺源街上的茶叶店还不多，现在，县城的茶庄，已经超过了100家。茶叶包装告别了30年前的白色塑料袋的一统婺绿的款式，各种材料、各种形状、各种档次的包装应有尽有了。
从设卡到免税，茶叶有了新天地
二三十年前，婺源没有茶叶不行，因为茶叶税收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；现在，茶叶在婺源经济发展中并不占主导地位。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代表了婺源经济生活的主流，而茶叶、茶农都走向了市场。茶叶的文化色彩越来越明显，融入了婺源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二十年前的婺源，有一个特殊现象，就是“条条道路有人拦，乡乡镇镇都设卡”。拦什么？拦运输茶叶的人和车辆；卡什么？卡住茶叶特产税不外流。
这可以理解，茶叶特产税很高，每个乡镇都有茶叶特产税的税收任务，流失一担茶叶，就是一笔钱啊！过了若干年，设卡明显行不通了，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以后，茶叶经营放开，设卡既不合理也不合法。但是，税收不能流失。怎么办？县里想了一个办法，便是把茶叶特产税分摊到茶园里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茶叶的面积，计算多少特产税。
推行这种做法以后，严重的后果马上显现了出来，茶农宁愿让茶园荒芜，也不愿交纳茶叶特产税。许多农民抛弃了茶叶，外出务工。没有茶叶的采摘，怎么去向农民收税？
婺源茶叶生产几乎进入了崩溃边缘。俞京红说：“我当时在武口茶场当书记，记得县委书记还在报纸上发表了长篇文章《茶乡的困惑》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困惑很多，出路却一时难以找到。最后，还是得益于国家将茶叶特产税取消。这才真正让婺源茶叶有了发展空间。
从设卡到免税，“婺绿”见证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。
茶叶生产到底应该成为主业还是副业？向何处走？市场才是风向标。
标准化、规模化的茶园涌现了出来，由此有了真正的茶叶龙头企业。深宝华发、华夏茶博园、茶叶大市场等一批茶叶大项目落户开工，县内4家经营茶叶的外贸企业跻身江西省农副产品50强……
再也不必为荒芜一垅茶叶一级一级开会、一层层发文件干涉了；政府职能部门也不必为茶叶品牌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了；更不必为了茶叶的种植面积或产量，一级一级签订责任状了。
时下谈得最多的，是茶叶品牌的好坏，是茶道的雅俗共赏。
俞京红呷了一口浓香的“梨园茶”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品尝婺源绿茶，就是品读婺源一部改革开放的史诗。”
（詹帮祥 本报记者江仲俞/文 洪元培）
